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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落实私房政策】“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

来源:头重脚轻网   时间: 2019-03-17

作文「“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共有 6211 个字,其中有 5329 个汉字,0 个英文,273 个数字,609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口述者:王树奎
采访者:王 岚

(王树奎,出生于1935年8月,原上海同济大学纪委副书记,1982年1月至1991年先借后调入市教卫党委组织处,分管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1995年退休。)

始终参与上海教卫系统复查历史老案与落实政策工作

我是1951年16岁时参加工作的。1956年在机关应征服兵役4年。1957年入党。复员后考取复旦大学哲学系,属于调干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担任党委机要秘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开始参加清理党委被冲砸文史档案工作。恢复高校招生后,我要求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哲学教学工作,但一度又被党委抽出在运动办公室清查打砸抢外调工作。1982年1月19日我被借调到市教卫党组纪委,参与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工作。1984年5月份正式调到市教卫党委,担任组织处副处长,除分管复查历史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外,在处里我还分管知识分子工作和统战工作。
复查历史癫痫发作怎么办老案与平反冤假错案落政工作千头万绪,必须一件件仔细调查,认真核对,来不得半点马虎。当时中央及中央组织部都有文件原则规定,但具体的工作还是要下面贯彻落实的。所以,经深入调查后,我们还要起草一些文件。如《教卫系统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历史老案的复查处理情况和下步工作意见》《教卫系统1984年上半年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汇报》《关于党在十三大前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意见》《上海市普教系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汇报》《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检查验收工作的意见》等等。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当年这项工作,局、委和高校党委都是相当重视的,先后都成立了工作班子――复查历史老案落政办公室,选择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并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工作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干部担任。我记得工作班子中还强调“文化大革命”前原来参与案件的同志都要回避,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工作的进行。因为要否定原来自己办的案件是很难的事。尽管难度很大,但因为涉及每个落实政策对象的政治生命和家属子女的切身利益,所以,大家做起来都很认真,很小心。
教卫系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所属四个局、委和三十几所高校,当年共有中高级知识分子18425名,其中高级知识分子3749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单位开始拨乱反正,做了大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地位起了明显变化。1982年以前,凡属“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都已复查平反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除个别人外也都得到了改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已全部予以平反纠正;1964年底至1965癫痫医院哪里最好年初“四清”运动中确实搞错的案件,也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纠正。1982、1983年,各单位吸收了共572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提拔任命了106名中高级知识分子担任局、校级领导。生活上,1982年调整工资时,绝大多数都增加了一级,有的还加了两级。另外,各单位还对知识分子的业务进修、健康、住房、夫妻分居两地等情况都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当年“左”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个别干部甚至说:“年年落实,再落实什么?”“我们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又有谁来为我们落实政策?”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提拔了两名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系领导,成了学校里的重大新闻,被说成是“放了两颗氢弹”。

我印象最深的两名落实政策对象

经我审理的大案和难案很多,有的是党委领导交办的事,要我亲自去落实的。事隔这么多年,绝大多数的案件早已经忘记。最近我和一些当年一起工作的老同志通电话,有许多往事他们也都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历史老案时间跨度较大,涉及的面较广,情况比较复杂,政策性强,善后工作困难。总之既艰巨又复杂。在我们教卫系统,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大量的是学生,许多人离开学校后去向不明,有的档案材料因几经周转,都难以查到,而学校保存的文书档案,有的仅有一份简单的结论,有的甚至连结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但是,事在人为,经过多年的努力,绝大多数落政的对象均已妥善地解决了。我至今认为当年是认真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做好癫痫病治疗方法有哪几种这件事的。在整个这段时期的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2名高级知识分子。
范纪曼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教授。他是1926年就入党的早期共产党人,历任县委书记、川北军委书记等职。1929年他奉党的指令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后来被叛徒出卖遭逮捕,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殊性,他尽管在北平找到了党,但暂时却未能恢复组织关系,而只是建立了工作关系,但是他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从1934年起,范纪曼在党的领导下,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和共产国际作情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按照党的指示,将我党设立在上海的一座秘密电台搬到自己家里,保证了与延安总部红色电波的畅通;抗战胜利后,他又奉命打入南京国防部二厅任少将代理专员,他利用这些特殊身份,为我党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机密情报。但也正是这样特殊的经历,让他后来遭受了更大的人身波折。上海解放前夕,因为叛徒出卖他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凭着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特有的机智,他越狱成功并逃脱掉追捕。解放初期,他先后协助上海市公安局破获蒋特潜伏在沪的电台八部和潜伏特务、派谴特务多人。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范纪曼在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前后四次被捕,屡屡惨遭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宝贵的政治气节。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样一位毕生为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在1955年因受“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从此蒙受不白之冤达20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范纪曼马上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经过上海戏剧学咸阳癫痫病医院简介院党委认真复查调查取证,经市教卫党委审核并报请上海市委组织部,再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向中央组织部报批(因为他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按规定由中央组织部审定)。终于,中央组织部1984年12月30日审批同意,恢复范纪曼同志1926年转党起的党籍。经市教卫党委领导交办,指定教卫党办主任方文�和我代表市教卫党委到他家去,向他宣读中央组织部批文恢复党籍,他和家属子女都非常激动。后来他爱人的离休问题也是我去静安区教育局党委联系后解决的。
他的夫人彭雅萝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4岁那年就成为四川开县第一个剪掉长辫子的女学生。1939年她来到上海,至1948年8月,她对外一直是居家妇女。其实在这段时间,彭雅萝在党的领导下,以开店经商为掩护,建立地下电台,协助范纪曼、刘鹤孔、徐淡庐等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她和范纪曼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为党的秘密情报工作而共同战斗。1949年3月,范纪曼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她沉着应对,及时通知其他地下党同志转移隐蔽,保护了同志的安全。解放后,范纪曼的不幸遭遇使得家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彭雅萝坚持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她始终相信党和政府、相信自己的丈夫范纪曼。1990年、2000年范纪曼与爱人彭雅萝先后去世,他的子女还特地给我送来一份《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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